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正好满足了汉帝国政治的需要。

[24] 张明樹：《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在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的总结揭示了这个常识性的道理：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

[65]从法理上看，法律解释学和规范法学都应该是以本国法律文本为本，法律解释学偏重于法律规范的司法适用，规范法学偏重于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结构。5.2 宪法的目的与宪法学的使命 宪法是国家法，宪法学是国家法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涉及价值观的学问必须将学说背后的价值观和政治主张明确地揭示出来，将这些明确地展示给学生，而不是隐藏价值观，隐藏政治立场，以所谓的价值中立或者政治无涉欺骗年轻学生。任何社会都是不完美的，以一个高大上的东西做标准批判社会很容易。经过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试错探索，习近平时代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27] 3.4 社会科学学者能否价值无涉？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提出了价值无涉理论。毛泽东的明确观点是孔学名高实秕糠和百代都行秦政法，如果说两千多年是礼法并治的话，实际上是法家高于儒家，法重于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儒表法里，法家第一、儒家第二。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其二，粤港澳三地的主体法律关系。此外，在国际法和涉外法律关系方面，中国与国际法主体，粤港澳与国际法主体等方面的法律关系，以及国际法与中国国内法、国际条约与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关系等，则更加复杂多样，在此就不展开阐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市场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统一、运行机制统一，以便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宪法框架和主权国家中形成湾区统一的经济市场和社会结构。一是市场统一与三地三样的矛盾。

法治可以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区域经济竞争公平性，使合作规划在法治框架下得到有效实施。其一，中央与地方的主体法律关系。

从治国理政来看，中央在顶层设计上作出宏观决策、整体规划、战略部署、配置资源等，需要站在国家利益、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的立场，更多地体现为整体性、统一性和完整性。这个横向层面的主体法律关系，既关涉现行宪法和一国两制原则下广东省与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制度不同、许可权不同、法律关系不尽相同等问题，也关涉粤港澳三个法域（三个法系）的法律传统、法治文化、法治观念和法治模式等的不同。三是涉及国家主权、国防、外交等中央事权的除外原则。近期（5年以内）的法治应对，应当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可操作可实施，大胆改革，积极探索，循序渐进。

在条件具备、确有必要、达成共识、获得中央授权和三方同意的基础上，可采取粤港澳三地，或者粤港、粤澳、港澳两地，合作立法的方式，解决一些共同性的法律问题。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但是，由于粤港澳三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社会和文化体制、法律和司法制度等不尽相同，有些制度甚至是相对立的（如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特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必然产生市场统一性与制度多样性的内在矛盾。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必然面临和必须应对的核心法治问题，我们要正视这个矛盾的客观存在，但短期内很难超越或者化解它。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三是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自主自治的矛盾。

在现行宪法和基本法框架基础上，在中央立法层面，主要可采取两个立法层级、三种立法类型的立法模式： 中央层面的两个立法层级：一个层级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和法律，为大湾区建设提供总体性指导性框架性的法律遵循。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以立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三个层级包括：一是广东省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层级。⑴在特别合作区的法治决策方面，可建立中央政府指导下的粤港澳领导人合作协商决策机制，三方地位平等，权力平等，民主协商，达成共识，共同作出决策。这里说的法是一个广义的借用概念，包括政策、规划、协议、法律法规等形式的官方文件。中央层面的三种立法类型：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主要采取框架立法、原则立法的方式，把大湾区建设的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法律化，以基本方略和法律从宏观上总体上引领和指导大湾区建设。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已是列入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历史必然，但如何建设成功则难度很大、任重道远。四是大湾区统一建设与9+2多元主体的矛盾。

李林，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 进入 李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粤港澳大湾区 。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都可以行使地方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

二是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采取授权立法决定的方式，授权粤港澳的立法机关联合或者分别就大湾区建设所急需的法律，进行授权立法。当然，相同层级之间，所享有的立法职权也不太一样。

2017年7月，国家发改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不同层级，各主体的立法权限有所不同，它们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特区法律法规）的法律效力也有位阶区别。

法治能够提供良法善治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权和产权安全，维护法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有效预防和解决矛盾纠纷。其三，广东省内部九个城市的主体法律关系。故此，在策略上，应当优先考虑把国家政策和大湾区行政协议作为实现有法可依的突破口，同时赋予并强化这些政策和协定的规范性、明确性、公开性、强制性及其法律效力。如果合作立法的体制性障碍太多，难以克服，现阶段也可以采取粤港澳三地就同类事项分别同步立法的方式，但立法时间上要尽可能同步进行，立法内容上要尽可能大同小异，在程序上要尽可能简便易行。

一、导言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首次提出要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三是国务院依照其职权，采取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对大湾区建设的某些事项（如人才、资金、流通、就业、产业等）进行专项立法，重点突破和推进。

而广州市、深圳市以及享有经济特区立法权的珠海市，这三个城市主体的立法权限就可以超出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的范围。二是尽可能强化法律文书公证、民商事仲裁机制等非诉讼渠道。

三者在法治价值理念、立法体制、执法制度、司法体制、法律专业共同体、法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别和不同。在内地，各个省级地方依照宪法、立法法等的规定，享有较多的职权。

设立粤港澳大湾法治特别合作区（法治实验区）的初步设想是：在一个国家原则和法制统一的宪制基础上，根据中央同意及其宪制安排，粤港澳三地让渡出部分立法、执法、司法等权力，共同组成粤港澳大湾法治特别合作区（法治实验区），制定共同的法律规则和制度政策，就大湾区建设涉及的经济发展、金融、人才、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地方性事务或事项，实施法治引领、规范、促进和保障。这是省级（特别行政区）地方与地方的横向主体法律关系，即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三个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强调合宪性审查其实存在一个潜在的前提条件，这就是宪法的刚性化。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实施的法规是可实验、可纠错、可撤销的，这样的安排势必加强制度的反馈机制以及反思理性。

实际上，大数据很有可能为解决立法的易变性和规则体系内在冲突问题、增加制度设计的选项、进行实施效果和可接受度的模拟、缩减社会的复杂性、甄别和防止决策风险提供强有力的手段。其次，1985年对国家立法权的行事方式进行了根本改革，确立了广范围的一揽子授权立法或者委托立法的制度安排。

在这个意义上，立法过程究竟能否采取科学技术进行合理化很容易受到质疑，马克斯·韦伯早就提出过关于价值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经典之问。另外，1998年4月30日导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三审制度，有利于提高制定规范的质量。

三年后公布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良法与劣法、恶法进行区分，进而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这一重大命题。如此设定条件，其本质是要在得到群众支持之后再作出重大的制度改革或者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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